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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日晚,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上一场关于土地改革的讨论刚刚进行到一半,一向给人以谦逊、彬彬有礼印象的许成钢教授中途退场,使得这场辩论看起来像极了青年学者与许成钢的对峙。

 

他并非怒而离场,更多是“连基本事实与常识都要争论的情况下,讨论无法进行”的态度。

 

这场讨论位于莫干山别墅群里的88号楼,参加者主要为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研究土地问题的年轻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作为特邀嘉宾参与。

 

许成钢上来先讲事实,“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一共有九个国家不承认土地私有产权,这所有的九个国家是中国、北朝鲜、越南、波利维亚以及新疆边上几个斯坦。通通都是落后国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再有,当讲到日本也好,东亚四小龙也好,当初起来的时候基础是什么,尤其是台湾、日本、韩国,那就是二战以后土地改革。什么意思?即所有人获得土地私有权力,然后私有的土地在市场上是可以拿来交换的。”

 

青年学者A不服:“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说全球只有九个国家不承认私有产权,说明什么呢?全球只有美国实行司法审查,那美国就落后了吗?这个事实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第二,亚洲四小龙起步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化,但有中国发展的好吗?我们中国现在7.5%都觉得不好意思。你看看它们增长了多少。

 

许成钢应答:“你刚才里面有一个基本错误。当你在讲四小龙的发展不如中国的时候,这是一个完全基本的错误。管什么叫经济发展?在经济学里普遍公认的是per capita GDP。”

 

青年学者A:“那是你们的计算方式。”

 

许成钢:“什么叫我们的计算方式,经济学家对这个没什么争议的。”

 

青年学者A:“林毅夫的研究显示凡是用了发达国家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

 

许成钢:“这个是错的。反例就是韩国跟台湾。”

 

青年学者B:“小国和大国是不一样的。朝鲜有苏东体系的时候比韩国还发达。”

 

许成钢:“要想谈苏东国家更好。苏东国家没有一个变成发达国家。在苏联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的per capita GDP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从来没有达到过发展中国家。”

 

我想任何有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很容易看出上述青年学者经济学基础薄弱。不过,鉴于他是法学而非经济学出身,而且由于对他缺乏了解,这里并不想对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做出评价。

 

在此,我意并不在抹黑青年学者。其实,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激情、独立思考与敢于挑战权威等优秀品质。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也能感到他们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关心,迫切期望为此贡献一已之力。

 

只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有些过于急切地想要提出新观点、新想法,以至轻视了对基本事实与常识的掌握。而离开了事实的观点,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点上,我极赞同许成钢一直强调的,“经济学也好,政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这叫做社会科学,里面最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争概念,当事实不清楚的时候,是乱吵。”

 

其实我更想说明的是青年学者与许成钢在另一个问题上的分歧。简单来说,许成钢认为,改革的方向不确定,怎样走的问题无从谈起,所以,首要问题是确定方向。青年学者们则认为,方向的问题他们决定不了,谈多无益,所以,研究技术性问题更有现实意义。

 

对于长期关注许成钢言论的人来说,其实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他总在谈私有化(其实他并不太愿意用私有化这个词,他觉得“将土地还给人民”更合适)。但在大多数人看来,私有化在中国是遥不可及的事,因此很多人认为谈私有化没什么意义。

 

然而许成钢坚信,任何改革第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目标是什么,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再讨论是不是搞地方试验、宅基地确权等这些技术问题。他说,“讨论问题时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搞清楚,第一是最基本的所有制问题,第二是技术问题,两者需分开讨论。所有制的问题若没有一个共识,技术性的讨论无济于事。这就相当于,如果连要走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的问题都没有共识,怎样走的问题无从谈起。”

 

而青年学者显然对技术性问题更感兴趣。就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个青年学者,他告诉我,并不是不知道私有化的重要,长期来说,他是完全赞成私有化的,只是这非他们所能决定得了,而且相信中央层面的模糊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在左派力量始终影响政治的背景下,不急于私有化是一个必要的妥协。在这种前提下,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进一项较为确定的政策更加有建设性,更加务实。

 

然而,这让我不禁想起80年代为“市场经济”孤军奋战的吴敬琏。彼时,在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一个敏感词。我在想,如果当初没有一个如同吴敬琏这样的人物的坚持,中国的市场化道路是不要还要走得更曲折,花的时间更久?

 

其实,在我看来,许成钢与青年学者的坚持都不无道理,现实毕竟比理想复杂,有很多时候后退一步也不无必要。

 

只是,我又不禁想起一位三十年后再上莫干山的学者魏小安的话。他说,与三十年前的年轻人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情怀少了,功利心多了。现在机会太多,收不住心也收不住手。而要研究短时间内实现不了的改革,收益太少,成本太高。

 

不知道,青年学者们对于技术性问题的兴趣,其中功利心占了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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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锋

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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